2024年夏秋航季 长安航空新开恢复多条航线

然而不可否认，文法吏式官僚构成的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同样带来了例行公事、消极懈怠、职业冷漠、效率低下、权力滥用、贪污腐化等官僚病。

⑨如2004年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审理的汤某涉嫌按摩店手淫服务案，法院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容留卖淫罪。现阶段我国法律解释学还没有满足司法实践的需求，或者说没有完成法律方法论从复杂到简单的升华。

在法治发达国家，法官的声誉并不在于办案数量和辛苦程度，而更多来源于对法律专业性的推动。但是从批复内容本身我们无法确定是否使用了历史解释的方法。其次还要加强对法官法律技巧和一般法律方法的培训，强化法官对各种解释方法与规则的理解运用，高质量、高层次的使用法律解释方法，以弥合法律解释方法理想状态与司法现实之间的差距。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综上，法律解释方法的实践印记日益增多，趋势明显，但仍呈现明显的保守性。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⑤虽然我国法律方法的运用仍然处在初级阶段，但各级法院对法律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都愈加重视。后体系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中国立法已经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的历史重任，与那个无法可依的时代渐行渐远。

另一方面，现代高科技也带来网络犯罪、高科技犯罪、无人驾驶汽车等新业态以及人工智能法律规制等前所未有的立法新问题，亟须立法学界和各部门法学加强理论研究。5.依法立法与宪法监督、备案审查 进入新时代以来，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成为立法法治化与依法立法的迫切要求。这是因为，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人民作为主权者，其管理国家的主要方式是代议民主制，即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立法机关，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再由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执行法律，以此实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和管理。②改革开放40年中国立法学的创建与发展是一个极为宏大的理论与实践主题。

1988年，北京大学周旺生教授出版《立法学》。这些关于我国地方立法体制的重大变革，引发了立法学界关于设区的市地方立法、地方立法的扩容与限制、地方实验性立法等问题的热烈讨论。

这是直面当前我国立法实践中行政主导行政本位的突出问题做出的针对性要求。这些教材的出版，不仅为全国各大政法院系的师生提供了学习和讲授的范本，而且也使得立法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逐步得到法学界的认可，为当代中国法理学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和知识领域，有力推动了立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的诞生。3.民主立法与人大主导立法、立法公众参与 现代民主理论认为，民主立法是现代立法的基本要求，公正、公平、公开原则应贯穿立法的全过程。它既要探讨什么是法、法应该是什么，还要分析法是什么以及法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其他一些法学院和研究机构的立法学研究和教学也陆续开展起来。譬如，王春业《区域行政立法模式研究》(2009)、陈俊《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地方立法协调机制研究》(2013)、陈光《区域立法协调机制的理论构建》(2014)、石佑启《区域法治与地方立法研究》(2015)、刘旺洪《区域立法与区域治理法治化》(2016)等。地方立法学研究的空前繁荣，带来了一大批地方立法学者的快速成长。它所研究的不是某一部门法学或某项法律的具体问题，而是对整个法的原理、原则、概念、范畴和规律性的东西进行理性思考。

当代中国立法学研究要增强对立法实践的影响力、行得通、有生命力、有实效性，只能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显然，随着中国立法的发展，中国立法学已经获得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中国立法学研究成果丰硕、数量庞大。

显然，立法学研究开始从立法原理、立法制度建构的价值论、认识论研究转向以立法程序、立法技术和立法后工程为中心的方法论、解释论研究。(13)周旺生：《中国立法五十年——1949-1999年中国立法检视》，《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年第6期，第18页。

随着立法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人们普遍意识到立法实践对于立法理论的迫切需求，需要以科学的立法理论来解释和说明各种立法实践中的问题。非自觉的立法学研究，是指为解决立法之外的问题而顺便对立法问题进行涉及的研究状态，通常表现为某些政治学或法学专著中关于立法问题的片段论述。以此为标志，中国立法学研究有了正式的法律文本依据。《立法学》教材的种类和数量更加繁多，主要有：周旺生《立法学》(2000、2004、2009)和《立法学教程》(2006)、孙敢《立法学教程》(2000)、刘和海《立法学》(2001)、朱力宇《立法学》(2001、2006、2009)、刘明利《立法学》(2002)、黄文艺《立法学》(2002、2008)、池海平《立法学研究》(2003)、马新福《立法论》(2005)、张永和《立法学》(2009)、刘国福《立法学理论与实践》(2008)、侯淑雯《新编立法学》(2010)、徐向华《立法学教程》(2011)。毕竟，国家正式的立法活动必须要在权威的法律文本指引下进行。没有自觉形成的系统、科学的立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立法学也受这一规律支配。沈宗灵主编《法学基础理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⑦陈中绳：《我国应当重视立法学的研究》，《现代法学》1982年第5期，第26、30页。1991年，周旺生在《法理学变革与立法学发展》一文中宣称，立法学是从法理学脱身而来的，但是，立法学正以新学科的姿态与中国法理学扬手作别。

(28) 中国立法学研究会成立的八年来，每年举行一次全国年会。从1978至2000年间，以立法为题名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官方网站搜索到260余种专著。

立法学的法教义学研究主要把《立法法》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立法的基本概念、制度以及法律的内在结构与外部形式的详细阐述推动立法的科学化。中国立法学研究逐步开始偏重法教义学或曰法释义学的研究思路，分析与实证主义色彩渐趋浓厚。文章大意是，随着法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立法的科学要求也日益凸显。为此，在立法学研究过程中，不能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

近几年立法工作的丰富经验有待于认真总结，进行理论概括。作者之所以强调我国应当重视立法学的研究，是由于笔者有机会看到一些法律草案，聆听过一些立法工作报告，参加过一些法律草案的座谈。

公众参与立法是实现民主立法的重要方式。2016年，中山大学与广东省立法研究所共同创办《地方立法研究》。

没有立法学的发展，不可能有法学体系的完善。(39)谢海定：《法学研究进路的分化与合作》，《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第88页。

(三)从追仿型研究进路到自主型研究进路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立法学经历了一个由形而上的理论探讨、制度的宏观架构，转向更为具体、精细的中国特色立法实践问题，并由此实现从自主的制度建构向回应现实问题的提升。相关方面的专著有：汪全胜《立法效益研究》(2003)和《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研究》(2016)、袁曙宏《立法后评估工作指南》(2013)、刘作翔《立法后评估的理论与实践》(2013)、金成波《行政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制度研究》(2016)、李向东《行政立法前评估制度研究》(2016)、孙晓东《立法后评估的原理与应用》(2016)。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在此过程中，中国立法学研究的进路将实现深刻的转型。

2016年，天津市、江苏省、山东省、河北省法学会地方立法学研究会成立。从1979年至目前，根据中国知网检索数据，以地方立法为主题的论文共计7751篇，以地方立法为篇名的论文有3494篇。

(19)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3页。长期以来，立法的成本效益分析、立法评估等问题渐渐成为立法学研究热点。

因此，新时代应从2012年起算，后体系时代起点是2011年。改革开放伊始，国内法学理论教科书《法学基础理论》专设第五编社会主义法的制定，下设社会主义法的制定、渊源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三章。